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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为何会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2016-10-05 李明 水煮历史

来源 | 读史问史

据统计，北宋税收最高达1.6亿贯，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换算成今日的美元，则当时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这样就使得都城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那么，北宋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从北宋以前各代历史来看，大都是重农重政重军抑商，而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自赵匡胤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催生城市的繁荣。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也很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多最好的钱币。特别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的出现，更创新了金融管理体制!甚至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就算是从近代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宋交子

宋朝的立法也偏重了经济。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这对促进民间工商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宋代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

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 “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国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老牌资本主义英国，1788年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都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同时，还对瓷器工艺进行了重要改革，中国瓷器更加成熟，产品大量出口。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

那么，北宋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熙宁10年（1077），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这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较的！宋朝财政年收入最高是一万六千万贯，一贯差不多是一两银子，也就是大约一万七千万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废除了坊市的界限，钟鼓楼也不再有晨钟暮鼓之声，也就是说对城市生活的限制完全取消了。这就使得东京开封城的夜市日益兴旺，宋徽宗年间则臻鼎盛。据《梦华录》所述，北宋后期的开封城里，条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闹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时，“才五更又复开张”，即便寒冬风雪抑或阴雨满天，也不停市。看来，中国城市在宋代就很注重夜生活了。

从《清明上河图》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生活的多元化。譬如当时已有平民居所和贵族宅第的区分了，不少豪宅还租赁给赴京师游学的青年士子，并针对不同客户有不同的房屋租赁，用今天的话说是细分市场；还有奢侈品商店，如画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铺”，卖的就是海运进口的高级化妆品和香料；气派豪华的高级饭店，如“孙记正店”，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门前屋顶上都搭建了华贵的欢门彩楼，在这里，你能喝到东京最好、最贵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银瓶酒；开封城里的知名饭馆很多，菜品亦丰，顾客可“任意索唤”，店内的小二也十分专业，“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上菜速度也快得惊人，“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此外还可见到市场里大胡子说书人正兴致勃勃地说书，四下围观者颇不乏人。

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造成一种现代经济形态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出现，但赵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同体趋时，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产生了日后种种矛盾之事。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图》的一纸写尽千年繁华的同时，我们其实更该留心的，是张择端在繁华背后的省思和担忧，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极其卓越的国家，如何最终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败的。

昨晚睡前，看了一会儿水浒，没看多少，将将看到鲁智深出场，按照武侠小说的套路，先出场的一定武功都平平，然后基本上后来就挂了，鲁智深在水浒众人里应该算是结局比较好的，不算横死。

好吧，废话说的有点多，为啥要写这一篇，因为现在还念念不忘中学语文老师讲这一篇课文的时候的样子。

现在再读中学语文课文，理解肯定是和那时候不同了，思考的问题也好像有点不一样。

先看这段：

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了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女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女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

以前没有体会啊，就单纯的觉得，这怎么还成了问题了，在古代，没有身份证，没有摄像头，走啊，既然都会卖艺，何苦非留在那里被人欺负呢？我这疑问很正常吧，对吧？现在再来看，其实生活中这种懦弱的人是很多的，也不能说他们不好，更不能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批判人家为什么没有反抗精神，要知道，反抗精神除了先天那一点点基因，也要后天的环境、资源等等来支撑的。这样懦弱的角色电影里也不少，有些最后反抗了，有些没有，还有些的反抗非常无力，这样的例子比如王宝强的《树先生》、范伟的《芳香之旅》、葛优的《活着》。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更容易做到的是忍气吞声，你要反抗么，那你得首先抗压，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然就那么冲动的一下子，算了，还不如忍气吞声。

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女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了去。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

忽然间很替李忠感到尴尬，本来这种做好事的事情是无法量化的，你不能说给10两的就比给2两的高尚，兴许给10两的每月赚1000两，给2两的每月赚5两呢，是不是又要说给2两的更高尚？我上中学那会儿，是顶瞧不起李忠这样的人的，这种思维简单粗暴，刚好符合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各项特征，现在我却在这种时候总是多想一下，说不定人家李忠有什么苦衷呢。现在是变得更宽容和理性了。

且说鲁达寻思，恐怕让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迳到状元桥来。

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作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

鲁达道：“送甚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

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

这些个看下来，大呼过瘾的同时，觉得鲁智深绝对的粗中有细。“粗中有细”这四个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初中老师讲到张飞的时候给予的高度评价，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看鲁达这套路，绝对不是街边小混混打架耍帅。按照我的想法，这种心思细腻的程度，绝对的有勇有谋。

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

上学那会儿觉得鲁达真有个性，对方要不肯讨饶也是硬汉，就放过了！现如今却又多了两层寻思：第一层，就算不讨饶，就这么放过了，那以前做的恶怎么办？然后想想就有了第二层心思，别天真了，就是这么一说，讨饶有讨饶的打法，不讨饶有不讨饶的打法，要打你收拾你，跟你是否讨饶，说什么活，其实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对，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我觉得重新读读以前的课文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什么时候再找几篇出来读一下。

Here comes the reference:

Schumpeter, J.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熊彼特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这样写道：“一种社会主义者形式的社会形态会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也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后来又在另外的地方改口（《向社会主义进军》，会单另写到这一篇，这篇讲话稿在熊彼特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写，还没有写完，结论由妻子根据回忆和notes续写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不再使用这样绝对的语气，称之为一种“可以预见的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的秩序倾向于自我毁灭，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可能的继任者”。

这些预测至今都还没有发生（或者你会说已经发生了一部分了，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也不是高度统一的，有一部分已经具有了很多社会主义的特点，例如北欧的那些高福利国家），尽管直到3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事情都是支持这样的预测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比较安全地做出这样的一种推测，认为熊彼特的一些观点也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的（大萧条，一战，二战等）。在1949年的那篇《向社会主义进军》中他就主动软化了自己对未来描述的说辞。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来探究他的学术理论中的关键的、核心的、有价值的内容。

其实很多人（例如为本书做引言的Tom Bottomore）都持有这样的理性看法，即，即使资本主义解体或消亡了，也不见得社会主义就能自然而然地接班，熊彼特认为“一个可能的继任者”是建立在经济活动倾向于自己去进行社会化过程的这样一个前提的。熊彼特开展的分析中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经历三个阶段：企业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我不确定，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有组织的或官僚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是一系列经济上的变革的结果，并且这些变革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创造了基于现代技术与理性管理的大型企业的那一些个改变。他把这些改变过程中社会主义在文化方面的目标排除在讨论之外了。所以，在他的讨论中就没有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阶级试图消灭阶级差别，从而使得统治阶级强加在大众身上的限制得以去除，达到更好的社会平等与民众自由这种观点的位置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想从熊彼特的理论中去找点我们从小所受的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阶级斗争的那些论述了，尽管他的书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就没法因为这些有关阶级、阶级斗争方面观点的不统一来挑战或者批判熊彼特的理论，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讨论这个，抓住这点攻击的话，感觉有点发不到力，因为没有靶子。

~~~~~~~~~~以下为对上述内容进行“说人话”转化后的表述

熊皮特的理论只考虑了经济方面，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具有社会性的概念，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熊皮特的理论是有局限的。但是什么事都有两面性，有局限不代表人家的内容就不好，所以，该借鉴还是得借鉴。另外，就别攻击人家不考虑文化方面了，因为人家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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